何洪涛:《数字经济驱动下法律服务转型发展及变化应对》——在202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重庆）上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江小涓教授、林维校长，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个关乎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议题——《数字经济驱动下法律服务转型发展及变化应对》。

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是对人类体力的解放，当今，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浪潮，正在为人类的脑力劳动解放提供全新的可能，从而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法律人必须直面一个事实：AI不再是辅助的工具，而是重塑行业生态的“新生产力基座”。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型法律服务需求。以网红经济为例，已有律师专门为网络主播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在线争议解决平台的兴起，推动了数字经济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加速渗透，带动了相关市场的快速增长。

首先，业务版图的拓展与市场机遇的发掘。传统的法律服务主要围绕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展开。而如今，法律服务的“战场”正在向数字空间转移。例如，近几年比较热门的数据产权与流转机制的设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平台经济下劳动者“隐形加班”的权益界定、算法驱动下行政系统的公民信息权利保障等，都成为新兴的法律议题。这些领域往往超越传统法律服务范围，为具备新型法律思维与规则创设能力的律师，尤其是善于拥抱数字技术的青年律师提供了业务增量和“弯道超车”的市场机遇。

其次，工作流程的重塑与服务效能的跃升。法律科技的发展正在深度改变律师的工作方式。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代表的技术，使法律知识图谱化、法律推理计算化成为可能。从智能类案检索、合同自动化审查到预测性司法分析，技术应用极大提升了律师的服务效能。例如，以往刑事案件阅卷需翻阅数十卷宗，如今通过扫描和关键词检索，线索提取变得高效便捷。类案检索也从过去的图书馆查阅，发展为数十分钟内可以完成的智能操作。在实际应用中，律师借助AI进行法律研究、文档整理、文书起草、合同审阅、会议纪要生成等，正在成为日常工作的新常态。知识管理也因AI的介入得以优化，资料自动分类、提取、总结，使法律研究与知识沉淀更加系统化。

最后，客户需求变化与律师价值重塑。法律风险的传导速度加快，传统的“事后救济”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前端合规设计日益重要。客户不仅要求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更希望律师能够参与商业模式设计、风险预判与合规体系建设。这种变化促使律师从“纠纷解决者”向“商业架构师”转型，其服务的商业溢价与不可替代性也随之凸显。

具体到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它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业？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AI是一把双刃剑。AI为法律服务带来效率提升，但其应用也伴随着风险。2025年美国法院因律师提交的判例被证实为虚假而作出处罚；北京某法院也曾对使用虚假案例的律师进行警告。这提醒我们，AI存在“幻觉”风险与“数据黑箱”问题，必须审慎对待其生成内容。隐私保护问题同样突出：上传客户信息可能引发泄密风险，触碰职业道德底线。

尽管存在风险，但它为律师行业带来了新的可能：它帮助法律从业者快速学习跨领域知识，整合交叉领域信息，形成专业法律建议。对于法学生和年轻从业者，借助AI可以快速了解类案裁判规则、证据组织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同时，大模型有助于中小企业、普通消费者获取更加便捷、透明、低成本的法律服务。以前很多咨询是找律师，现在很多人先问DeepSeek、问豆包，审查合同也可以低价购买工具完成。法律行业对AI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法律思维特有的逻辑性、严谨性，要求大模型具备更强大的推理能力，且生成内容必须专业合规、安全可信。

首先，基础法律服务市场正面临限缩。高盛发布的《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巨大影响》报告中指出，44%的法律工作将在不久的将来被AI取代——这主要指向工作内容与法律AI高度重叠的律师群体，尤其是在中小律所流动量很大的实习律师或初级律师。大所的合伙人普遍认为，以前需要3个助理，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只需要1个就足够。传统的计件收费和常法服务模式正在瓦解，律师依靠模板套用和简单经验复制获取服务溢价的空间被极度压缩。

其次，律所组织结构也正经历变革。随着标准化、重复性工作被AI替代，传统“合伙人带大量低年级律师”的金字塔模式难以为继，律所结构趋向于“钻石型”——两头小、中间大。这带来了行业梯队建设挑战：机器完成基础逻辑推演，影响初年级律师实战经验积累，高阶复合型人才短缺，基础型服务产能过剩。

第三，技术采纳中的伦理困境与制度滞后不容忽视。AI的黑箱特征和幻觉问题，使得当生成的法律文书出现实质性错误时，责任界定变得模糊：在现有侵权责任体系下，如何划分开发者、使用者乃至AI系统的责任？同时，案件信息云端化极易引发数据泄露，客户与律所之间的信任机制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当律师在非诉交易中掌握了大量客户的商业秘密，若商业秘密保护不当导致数据泄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科技创新伴随的数据安全问题、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偏见，都需要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和解决。

此外，AI可能加剧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它为中小律所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以前大所的优势在于疑难案件的经验积累，现在小所也可以借助AI获得相应的检索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技术领先者垄断更多资源。所以在行业中有部分律所持抵制态度，包括全球多个地区律师协会的警示文件和部分律所的抵制行动，折射出技术采纳中的深层冲突。

我认为，作为法律人，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要主动拥抱AI带来的变革。

第一，坚守法律核心价值，以人为本。法律专业人士真正的价值在于思想的深度和对复杂问题的思考。与客户沟通时，理解对方的情绪、表达人文关怀，提供情绪价值，给出包括伦理道德、商业可行性在内的综合决策，这些都是目前AI无法替代的。我们要用法律的价值尺度去矫正算法的工具理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向善，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对正义的追求、对情理的洞察、对价值的判断——这些，始终是法律人不可让渡的职责。

第二，培养复合型法律人才，重塑能力边界。未来的优秀律师应当是兼具法理素养与计算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善于利用AI放大专业优势，而非与机器竞速。最近几年很多学校开设了人工智能法学院，重庆律师协会组织实习律师培训时新增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如何使用当前主流的人工智能工具，这些都是积极尝试。律所管理和人才培养应主动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交叉融合，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培养能够将法律合规要求转化为算法约束条件的新型法治人才。同时，借助大模型快速学习跨领域知识，拓宽业务视野。

第三，转型律师服务定位，从事后救济走向事前风险治理。传统律师市场70%都是来自争议解决。在数字经济时代，众多平台、算法带来的新挑战，要求我们更多转向事前合规。律师需要深入企业的业务架构，从外在的纠纷救济者转变为内在的商业架构师。面对数据出境、算法备案、平台反垄断等新型合规需求，应提供贯穿产品研发、数据流转全周期的动态合规方案，实现服务模式的升维。

第四，善用AI提升效能，构建知识共享生态。AI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替代人力，而在于赋能于人。我们要将AI打造为律师的“增强型伙伴”，通过人机协同的工作流设计，让AI承担信息筛选、初步分析、文书生成等任务，而律师则聚焦于策略判断、客户沟通和价值创造。在知识管理层面，通过AI将碎片化的办案经验、零散的法律观点，转化为动态更新的知识网络——每一次法律研究、每一份文书撰写，都在为这个网络贡献新的节点。打造“人人贡献、人人受益”的生态，打破团队与团队、分所与分所之间的信息孤岛，让组织的智慧流动起来、沉淀下来，成为律所最核心的竞争力。

法治建设需要科技赋能。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已开始显现成效。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指导案例库建设，并出台相应司法解释，要求类案裁判必须遵循类案规则。如果律师提交的类案检索报告未被合议庭评述，甚至可作为发回重审的依据。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法官和有关机构进行决策，通过识别和分析个案中的规律与模式，为发现和纠正潜在的不公平现象提供支持。人工智能在辅助立法与司法中的一致性赋能，正让法律实践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从愿景走向现实，为构建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对法律服务行业的驱动与重构，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壮阔征程。从手工经验向智能化大生产的跨越当中，我们面临着阵痛，但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作为法律人，我们不仅是时代变革的见证者，更应当成为数字时代新型法治的建设者。